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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荷塘】母亲(小说)

日期:2022-4-21(原创文章,禁止转载)

母亲不喜欢过生日,而我们知道她是一个不喜欢铺张的人。父亲在世时,每年父亲生日,母亲都会尽心尽力地准备一桌丰盛的生日宴。七十二岁时,父亲辞世了。父亲的身体一直不错,人又开朗幽默,谁会想到父亲一患病,就是那致命的病。

母亲与父亲同岁,父亲已走了八个年头儿了,我们算着母亲今年已八十高寿了,姐弟几个就商量着给母亲过个生日,我们这儿有给老人庆祝八十大寿的习俗。生日那天,孙男嫡女们带了寿礼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,有更隆重的主家还会邀请街坊邻里亲朋好友来参加,图个欢腾热闹。酒席往往几桌到十几桌不等。

母亲不喜欢过生日,早在几年前母亲就不断地给我们姐弟灌输她这种对自己生日的态度。“今年不一样啊,八十大寿啊!她说不过我们就不给过了?”弟弟如此说。“如今都兴这个,别人家过,咋我们家就过不起吗?甭听咱妈的,过!”姐姐说话像撂砖头块儿一样,砸在地上,一句一个坑。我举双手赞成,自觉很是懂母亲,“咱妈不就那样?最不愿劳烦旁人,哪怕是自己的子女。其实,真要给她过生日了,她嘴上埋怨,内心说不定还是欢喜与欣慰的!”

母亲很看重我跟弟弟的工作,我在县城,弟弟远在省城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大学,那是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,我跟弟弟算是幸运儿,一家俩大学生,在村子里父母脸上很有光。大家说起我们家,就会说什么是“书香门第”、“诗礼人家”,听在父母的耳朵里,私下里不知道有多开心。父母一再叮嘱我们把工作干好,母亲老说我跟弟弟是什么“公家人吃公家的饭,拿公家的钱,给公家做事,还不是公家人?”母亲说这话时,眼角、眉梢都氤氲着浓浓的笑意,“工作就是我们的立身之本,把工作做好了,将一顺百顺!”一旁的父亲就笑她说她唠叨,不过他很快就收敛了笑容,呈现出了一脸的严肃与郑重,做着最后总结:“实际上,你们的娘说得很对很在理,你们要听在心里啊!”活过了大半生的父亲,他深知人世的不易。“公家的人”身不由己,上了年纪的母亲更是认这个理儿。如果因为自己要过生日,我跟弟弟需请假从而耽误了工作,那么母亲是坚决不会答应的!

可以说,母亲是我们家的顶梁柱,地里、家里全靠母亲。父亲在公社(那时的乡政府称作公社)的供销社工作。那是一个什么什么都论出身成分的年代,地主、富农、中农(上中农、下中农)、贫农,有些地方还有雇农。越穷越光荣,贫下中农、雇农属于革命群众,地主、富农、上中农属于革命群众专政革命的对象。不准你乱说乱动,革命群众叫你东,你不能西;叫你站,你不能坐;叫你跪,你不能站。革命群众说煤是白的,你还就不能说它是黑的。你唯有听从服从的份,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,脱胎换骨,重新做人。因我们家的成分高,父亲整日诚惶诚恐,格外谨小慎微、唯唯诺诺、委曲求全。可是,即便如此,一有点儿风吹草动,灾难一准最早落在父亲这样的人的头上。唉,父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。其实,现在想来,我们家被划分为“地主”,还真是冤枉!祖上省吃俭用置办下了几亩田,可是曾祖父英年早逝,三十几岁就离开了人世,当时,祖父还不到两岁,大女儿也才六七岁,大大小小三个孩子,曾祖母一个妇道人家拖儿带女的,种地实在是应付不过来,于是就让族里的一些人家耕种,打下的粮食由他们看着给,给多少是多少,曾祖母也不说什么,只要能维持他们娘几个的生计就成。曾祖母本就是个非常豁达的人,大大咧咧的,最不屑的就是斤斤计较,什么都不往心里搁置。我想,正是因为曾祖母这样的个性,她日后才活到了九十九的高寿。

母亲是我们家的全劳力,或者叫作整劳力。那时是大集体生产队,凭工分吃饭,出工才有工分,一大家子人呢!母亲成年累月地在生产队里劳动,早出晚归。记得每年冬天母亲的手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裂口,长的短的,宽的窄的。大的裂口,母亲就用胶布粘了,胶布也是奢侈品,是父亲好不容易才弄到的,母亲很是舍不得用。现在想来,母亲的手怎不裂呢?那样的数九寒天,凛冽的朔风一声声地吼叫肆虐,肆无忌惮,无法无天,仿佛在报复什么。冬天人也不得清闲,要修整土地、兴修水利、开荒造田,上面的口号是:“战天斗地,人定胜天!”、“与天斗、与地都、与人斗,其乐无穷!”、“让河流改道,山包让路,旧貌换新颜!”、“没有做不到,只有想不到!”村东河滩的工地上红旗高高地在空中迎着狂风,猎猎地舞动飞扬着,呼啦啦地响着,全村男女老少都被集中在了这里,学生娃由老师带队也来了。记得我当时读小学二年级,七岁,我那天临出门时父亲拿出了一双小手套儿、军绿色,样子很笨拙,两只手套还滑稽地用一根细绳索连着。父亲把那小细绳套在我的脖子上,把我的两手装进手套里,满意地笑着说:“这下好了,拾石头手就不会磨破了,风也甭想阴谋得逞,吹裂你的小手了!”我们学生娃的任务是捡拾鹅卵石,大大小小的鹅卵石,鸡蛋大的、拳头大的,清理走这些石块儿,大人们从远处拉来泥土铺上造田。有人私下里嘀咕:“成年轮辈子的乱石滩,能成良田,还不早成了良田?岂能等到今天?”上面有话说了,人家搬来了伟人的诗词“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。”可是,事实就是事实,客观规律,谁不遵循谁就要受到惩罚。大家顶风冒雨辛辛苦苦干了一个冬天,整治出了几十亩田地,春天也播下了种子,出了绿油油的禾苗。谁知,初夏的一场暴雨使一切化为乌有,田土都被大水冲走了,剩下嶙峋的石头裸露着。那年月,人们不知出了多少冤枉力、流了多少冤枉汗,做了多少无用功!不讲方法,不问策略,甚至严重违背自然法则,一味的地蛮干。看着那怪模怪样、呆头呆脑的手套,我有心不戴,甚至想扔掉它。心想,我的同学们肯定不会有人戴这玩意儿。可是,我还是戴上了那手套儿,因为父亲的眼神是那样的慈祥、那样的温煦,我不愿辜负了父亲的良苦用心。可是,母亲没有手套儿。工地上千军万马,我看见我的母亲混杂在男人的队伍中迎着风艰难地拉着车子,车子上是满满一车黑湿的泥土,好不容易拉到地方,把土卸下来,再用铁锹铺开,母亲徒手做着这一切……风,鞭子一样抽在母亲的身上、脸上,刀子一样一下一下割着母亲的手。那裂口渗出血来了吧?我的手戴着手套儿,早已冻麻木了。天太冷了!我看到母亲匆匆地拉着车子又去了,她甚至无暇喘上一口气,因为每天整出多少田,每个人是有定量的,死任务,干不完就别想回家去,摸黑也得完成。如果由此你断定我的母亲高大、结实、健壮,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,我的母亲只有一米五几的个头,且瘦弱多病。冬天里她的咳嗽就没好过,动不动就感冒发烧,好像没有一点免疫力,她常常闹腿疼,严重时路都走不成,需依凭拐杖艰难挪步。她的胃又极其不好,总是不得不大口大口地吐酸水。后来知道,那是常吃酸黄菜、红薯造成的。可是不吃这些,又能拿什么果腹呢?日子穷啊!其实,那时农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如此,一贫如洗。

工地上一派繁忙景象,喧腾热闹,人欢马叫,热火朝天,高音喇叭里革命歌曲震天响,一首接一首,革命口号一声比一声高亢、激昂、洪亮。我看不到了母亲的身影,她被淹没到了人群里,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了海洋里。

母亲跟男人一样劳动,跟男人干一样的活儿,且保质保量,但常常是同工不同酬,男劳力一天八个工分,母亲却只能得六分,因母亲是女的,说是女的比男的力气小。尽管母亲不停歇地出工劳动,可是一年到头我们家仍是缺粮。我们家是老缺粮户,母亲挣的工分,分得的粮食,根本不够一家人吃,那么就得拿钱向生产队里买,可父亲的工资又极其微薄。那些日子,我从没看见过母亲脸上的笑容,我原以为母亲是不会笑的。

母亲的一生是吃苦受累的一生。后来包产到户了,母亲肩上的担子依然不轻,一家人的地,好几亩,耕种、收获全靠母亲一人,父亲只是农忙时搭一把手。父亲是有工作的人,对于农活儿,父亲几乎什么也不懂,更不用说犁地、耙地什么的。母亲也不指望父亲,总是自己想办法。不管怎样,我们家的地从没有耽误过一季,总是适时地播下种子,且禾苗长势奇好,秋后一样地喜获丰收。

五月流火,毒辣辣的太阳,白花花的阳光,天地如巨大的蒸笼,一大块麦田金灿灿的,晃着人的眼。母亲弯腰割麦子显得那样的渺小,她一镰刀一镰刀割呀割,实在难以忍受了遂直起腰来,下意识地抬手抿一下掉在腮旁的一缕头发,甩下一帘汗水。这时,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那样的平静、安详。那天我从城里的学校回到家里,屋门是锁着的,家里静悄悄的,正是麦收的农忙季节,母亲肯定在地里忙,我急切地想见到母亲,撂下书包就去地里找,正在田里忙碌的邻居大婶看到了我,扬声说道:“咦,你可回来了,快去吧,恁娘干死干活的!”我的心里一阵难受,两步三脚地向自家的麦田跑去,映入眼帘的是茫茫的麦田和母亲单薄的身影。我明白了,我之所以能在县城的学校里安安逸逸地读书学习,是母亲的血汗做了有力的保障,我泪眼朦朦……

记忆中那场秋雨很是有韧劲儿,一大早就开始下,哗啦啦地下,不休不歇,似乎是天上的河流决了口,傍晚风劲雨更急。我们家的猪圈积了半池子水,眼见就是个小小的鱼池,那头半大子猪七八十斤重了,开春儿买来的,被母亲养得像个肉球,瓷实实的,它浸泡在雨水中一天了,终是忍无可忍憋足了力气把猪圈撞开了一个豁口,逃之夭夭了。那时候,猪是很宝贝的,猪就是一个家庭的小金库,家家户户养猪,且必须圈养,这是上面的硬性规定,否则猪到处走动,毁坏了集体的禾苗,那是要严惩的!买来猪崽,养上一年,到了年底,卖给食品公司就是一笔不小的财富,这样,过年的米、面、油和小孩子的衣服都有了着落,大半年的油盐酱醋都不用愁了。猪不见了,那还了得?母亲戴上那顶破麦秸帽儿,披一块儿什么破旧的塑料单儿,一头扎进了大雨中出去找寻了,我的心也被揪了起来。眼看天就要黑了,还下着这样大的雨,那冰凉的雨水哗哗哗的就下到了我的心里。终于回来了!猪“哼哼哼”着很不情愿地走在前面,母亲手拿一根小木棍跟在后面,母亲边走边数落猪:“这么不让人省心!”母亲排出猪圈里的水把猪赶了进去,然后,淋着雨又开始垒猪圈。母亲的衣服早湿透了,那塑料单儿实在是太小了,捉襟见肘,雨水就像是从天上浇灌下来似的,一股股地拧成了绳,争着抢着下落,我看着很是心疼,但也帮不上啥忙。

日子苦是苦,不过终于有了盼头儿,先是“摘帽儿”了,后来又恢复了高考制度,母亲脸上终是有了喜色。冬天的傍晚,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山,黄着半张脸,一抹橘黄的余辉映照在我们家的东院墙上,那破败的院墙像着上了盛装,干净而华丽。母亲手里拿着一小撮红薯粉条从堂屋里出来,站在台阶上抬眼看到了放学回来的我,遂笑着说:“让我看看你的奖状!”原来弟弟已经回来了,并拿回来了一张大奖状,她料定我也会拿回一张来的,因为我每一学期都被评为“三好学生”,从不曾落空,我还是班上的学习委员,成绩优异。我当然拿着一张奖状,那奖状被我小心翼翼地卷成了柱握在手里,我故作不以为意地把奖状递给母亲,母亲站在台阶上展开了奖状看得仔细认真。母亲说她曾读到小学二年级学习挺好,跟我一样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委员,不过,她那时不叫“学习委员”,称“学习部”来着。说起这些的时候,母亲很是自豪,然而瞬间就黯然了。她不得不放弃自己喜爱的学习,挥泪告别学校,回家干活儿,因家里实在没办法,吃饭的人多,干活儿的人少,她又是排行老大。没有把书读出来,一直是母亲心中的暗伤。这个时候,我看到了以前不曾见到的母亲脸上的笑,那笑是那样的温暖、柔软、熨帖,那笑是金色的,金灿灿的,就像我们家院墙上的那抹阳光。堂屋里有一面墙壁专门用来张贴我跟弟弟的奖状,已经很多了。我姐姐是个特别活泼的人,性格开朗,人生得很是漂亮,一张白净的瓜子脸,她爱说爱笑爱唱爱跳,是学校文艺宣传对的骨干,大老远你听到的不是她的笑声就是她的歌声。那一年冬天,治理河滩、开荒造田,全大队十四个生产队进行生产大会战,千军万马,气吞山河。工地边上还高高筑起了一个大土台子,除了大队领导在上面喊话发号施令,中途休息时这台子也充当舞台,有唱革命样板戏的,有说快板的,有说三句半的,姐姐也登台表演了,一曲《南泥湾》震惊四座。大人们都互相打听这是谁家的闺女,有人说出我父亲的名字,大家都看向我的母亲称赞着,眼里蕴满了羡慕。我的母亲静静地坐在人群里,很有点儿不好意思。姐姐又生着一张巧嘴,能说会道,见人一面笑,很是亲热,可是,姐姐根本坐不下来读书,一拿起书就哈欠连连,要不就嚷嚷着头疼。母亲看她实在不是读书的料儿,就随便她了,也不再催促她用功读书,母亲把心思全集中在了我跟弟弟身上,决心要把我俩供出来,能读到哪儿,就供应到哪儿。弟弟用指头点着,数那面墙上的奖状:“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……”看自己有几张,比一比谁的多。我俩都不甘示弱,暗中较着劲儿,母亲一旁看着,脸上的笑幸福而甜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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